文｜坚果
编辑｜铃铛 金一宁
来源｜看客inSight（ID：pic163）
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，北欧是社恐天堂，是下午四点下班、假期以“月”为单位的躺平圣地，是社会福利高、性别平等的童话王国。八年前，永晴也是怀揣着这样的憧憬去到北欧。然而，在那里留学、工作了五年后，她却做了一个“反向”的决定：逃离北欧，回国，去上海工作。从令人向往的旷野，跳回大家眼中的轨道，永晴没有后悔。许多人追求的自由、躺平，对她来说却要付出健康、快乐的代价。永晴说，普通人做选择，要么是坚定追求想要的，要么是坚定舍弃讨厌的。经历过这一遭，她终于想清楚，自己属于后者。以下根据她的讲述整理。
2015年，我带着塞满锅碗瓢盆和厚衣服的两个大箱子，从上海出发，在莫斯科转机，经历十几个小时的漫长飞行，才终于抵达这个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，丹麦。许多年后，我在网上刷到想要“重启人生”的年轻人，和我当时的状态很像。落地丹麦时，正是8月，日不落的盛夏，让我的心情明亮起来，也让我觉得，来到北欧，真的可以重启人生。大学时，我曾在上海有过一段实习。那时候“内卷”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，但“卷”是方方面面的。卷学校、卷家庭、卷背景，甚至卷穿着。如果穿着随意、没有背名牌包，会被自己的领导看不起。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实习生，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，不是更可怕吗？因为这段经历，毕业后我没有直接工作，而选择了gap。可gap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轻松，外界的压力依旧让我喘不上气。辅导员会一直给我打电话，问我为什么不找工作？亲戚、朋友、新认识的人，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你是做什么的？你赚了多少钱？”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同一套评价体系里，我被迫地加入攀比，变得焦虑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我了解到北欧留学。当时网上对北欧的形容和现在类似：人少、福利好、自由、风景美......我想，是不是只要去到那里，就可以重新开始？图源：Unsplash
8年前，国内关于北欧留学的资讯还很少。我上网查询申请需要的资料，自学考出雅思，又自己写好文书、投递申请。几个月后，我收到了瑞典和丹麦几所学校的offer，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丹麦小城市的大学，学制2年，提供奖学金覆盖所有学费，能缓解我的经济压力。刚到北欧时，一切都是新的。我在学校外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屋，有时独处，有时结伴。离开了不想面对的环境，来到了一个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方，肉身的逃离，精神的自由，让我觉得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人。丹麦的夏天就像童话世界，蓝天，白云，满眼都是绿色。我喜欢一个人坐在公园里，十六、七度的气温正是最舒服的时候，万物生长，百花齐放。有人遛狗，有人聊天，有人野餐，美好得让我希望这个瞬间能够永远继续下去。遇到的人也很友善。有一次旅行我迷路了，拿着手机和地图在原地转圈，一个大叔停下来，用英文询问我是不是需要帮助，然后直接带我去了目的地。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，路边有一个人摔跤了，带着伤上车，车上有一半人都关心他“怎么样了？”最后有一个人对他说“这样不行，你一定要去医院”，就带着伤者下车，一起去医院了。除了我之外，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人。北欧人在学业上不像国内那样卷，对他们来说，上大学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不上也没什么，读书深造的前提是内心喜欢。比起卷学习强度或同一套普世的成功标准，他们更在意自我价值的实现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“听话”，但北欧人却不是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。有一次上课，老师说要给我们留作业，我已经准备开始记笔记了，结果班上有一半的丹麦同学都表示反对，说：“老师，你不应该留作业，教学大纲上说这门课是没有课堂作业的，所以我们拒绝这件事。”
长冬、孤独和歧视
我是南方人，在我的世界观里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。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，真正的夏天只有两、三个星期，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，和不那么冷的冬天。去北欧之前，我觉得不就是冷吗？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，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。但去了之后，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它没那么冷，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，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。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。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，导致阴天、刮风和下雨是常事，天总是灰的。每年11月到2、3月，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。早上有课的时候，我出门，天是黑的。下午三、四点钟放学，天又黑了。整个冬天，几乎见不到阳光。早上八九点出门，天依然是黑的。图源：Unsplash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，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。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，会持续一整个冬天。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，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：没日没夜地昏睡，不在昏睡的时候，就开始头痛。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，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。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，放在桌子上，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。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，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“晒太阳”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，每天四点下班，回到家吃饭、洗澡，然后从五、六点一直到睡觉前，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，晒灯、做手工、看电影、健身、和人聚会，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。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，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。孤独，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。交朋友很难，丹麦人的社交圈较为保守，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，几乎不交新的朋友。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，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，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。丹麦人喜欢问“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：去乡下买一幢房子，生几个孩子。这可能和北欧的气候有关，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，通过与人团聚、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。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，这一切格外难熬。我也尝试过在运动、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，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、圈子和生活，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，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摸黑出门，去不同的超市乱逛，不为买东西，只是为了找点事做。在提倡“work life balance”的北欧，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，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，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。到了礼拜天，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，整座城市静得可怕。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，也不会有人听到。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，情况变得更糟了。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，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，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、20米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。大部分时候，丹麦人很平和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，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，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。聊天时，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，对方却说：“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？”疫情期间，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“虚伪”。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，会在我感冒时大喊“新冠”，让我离他远一点。走在路上，会被流浪汉骂“滚回去”，我想要和他争论，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，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。糟糕的天气、孤独的情绪和加剧的歧视叠加在一起，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。我向公司请了病假，不上班，不出门，除了拿外卖、洗澡和上厕所之外，就无法下床。我睡得很少，凌晨两、三点迷迷糊糊睡着，五、六点又醒了。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，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。我去医院挂急诊，医生说我没有抑郁，冬天都是这样的。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，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，他很同情我的遭遇，但难以感同身受。我又换了一个别国的心理医生，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，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，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，不笑，也不想和人交流。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，我独自去ATM机取钱，第一个ATM机坏了，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，想找另一个ATM机试试。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，打在我的眼镜上，化成了水，眼前变得模模糊糊，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，变得冰冷。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，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，又原路走回去。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，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，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，好想吃一碗热汤饭，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，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。但晚上8点多，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，只剩下一些土豆、胡萝卜，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。那个瞬间，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，我要回国。
刚毕业的时候，我很认真地考虑过，是留在丹麦工作，还是回国？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。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，她告诉我她的现状：大小周、加班严重，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。另一个朋友也在一家大公司上班，因为压力，一年里胖了二、三十斤。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工作里的内斗严重，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。出于恐惧，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。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，找人修洗衣机、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，包括找工作。这里人少，公司少，工作机会也少，加上我又是文科生，更显得困难重重。我投了几百份简历，有过一些面试，但都没有下文。最后，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。这份工作朝八晚四，没有考勤、加班、绩效和考核，一周工作37个小时。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、很自由。但后来，自由却成为了缺点。躺平和摸鱼是很爽，但时间长了，我难以获得成就感。我做出来的东西，做得好是这样，做不好也是这样，没有人给我反馈。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，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。入职时，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，心想，哇，太爽了。但我工作了一两年以后，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。因为我总在“逃离北欧”。对当地人来说，放假就是纯粹休息，可对我来说，一个多月的假期，我要回国待1-2个礼拜探亲，然后，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，治愈我的“季节性抑郁”。假期里，我总要去阳光充足的南欧疗伤。图源：Unsplash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，失业金很高，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，职场上没有三十五岁的年龄焦虑，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，教育、医疗免费……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。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四年、最晚八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，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，考过丹麦语，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......同时，从毕业起，就需要缴纳46%的个人所得税。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，一旦失业，就连签证都没有了。北欧人的“躺平”是放弃自己、野蛮生长，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，“躺平”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、不卷的工作而已。我意识到，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，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，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。向往躺平，要学习语言，练习融入，持之以恒地努力生活。向往人少，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。向往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，就得默认你的电话、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。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，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，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。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地给我打电话：“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？”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，是紧张的医疗资源。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，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，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，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，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。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，但实在是太漫长了。等我做完手术，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，已经过去了半年多。在北欧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，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
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，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，有什么不好都不管；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，其他再好也不看。在北欧的五年，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地生活，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。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，金钱、自由、卷还是不卷，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。我辞职、退租、捐衣服，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。和朋友道别，一个欧洲女孩，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。但因为疫情和冬天，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，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，最后，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。回家以后，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，才渐渐恢复体温。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。2020年，我逃离了北欧，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。因为疫情，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。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“不够好吃”，但当我收到盒饭，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，我哭了。像这样的盒饭，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。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。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，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、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、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。每一次红灯结束，绿灯亮起前的两、三秒，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，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，“好多人啊”。但随着我晒到阳光，吃到美食，我的体重开始恢复，作息、饮食变得正常。走在路上，我看到秋天的落叶，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，有人行色匆匆，我感受到生命力。在找工作之前，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。但到了面试，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。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“养老”，不要说人情世故，连纯粹的职业技能，我都比不上实习生。面试官问我“这个会不会”时，我只能回答“不会”。我也焦虑过一阵子，但我想，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？我试着努力考证、学习，最终进了一家外企，成功转了行。我意识到，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。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，过什么样的生活。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：世界上没有乌托邦。换一个环境，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能做的，就是权衡利弊。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。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，我更了解自己了，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“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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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欧重启人生失败